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(2)

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

人才之重要,古人都把它看作是“为政”的关键。“为政之要,惟在得人。”唐太宗认为用人是执政者的第一要务。“构大厦者,必资于众工;治天下者,必赖于群才。” 明太祖朱元璋形象地把“治天下”比作“构大厦”,构大厦靠的是一批技艺精湛的工匠,治天下靠的是一大批善于治国的精英。“政治之道,首重人才。”清康熙把重用人才摆在治理国家的首要位置。对于如何用人,古人认为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:

一、识人知人,勤于教养。古人认为,用人的前提是识人知人,而识人知人很难,因为人常有假象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其《将苑·知人性》中指出:“有温良而伪诈者,有外恭而内欺者,有外勇而内怯者,有尽力而不忠者。”那么,怎样才能识别真伪,正确识人呢?唐代魏征提出了《六观法》:“贵则观其所举,富则观其所养,居则观其所好,习则观其所言,穷则观其所不受,贱则观其所不为。”这是让人在地位、处境的不断变化中,观察他们的举止、修养、爱好、言谈、品行和追求,从而认识人的本质与德行,达到识人知人的最终目的。三国东吴孙权是识人知人的高手,他“纳鲁肃于凡品”,“拔吕蒙于行阵”,“识潘濬于系虏”,深为臣下所折服。

人才一旦选定,就要精心地教育、培养和训练,勤于教养,百年树人,这是人才开发的关键。《管子·权修》中有一句名言:“一年之计,莫如树谷;十年之计,莫如树木;终身之计,莫如树人。”任何人才都不是天生的,都要经历一个十分艰难的精心开发过程。如东吴的吕蒙,粗疏而又身微,小时候没有读过书。掌管重任后,孙权就力劝他学文读书,后来果然智慧大增,成长为一员儒将。汉代王安石在《上皇帝万言书》中指出:“教之、养之、取之、任之,有一非其道,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。”意为对人应教之学问,养以礼法,取以贤能,任以专职,任何一个环节上如果不精心而偏离了方向,都足以损毁一个有用之才。

二、德才兼备,选贤任能。在用人问题上,是以德为先,还是以才为先;是任人唯贤,还是任人唯亲,历来是个热点问题。德才兼备,任人唯贤,自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即在其位,谋其政,必须修其德,养其才。汉代王符在《潜夫论·忠贵》中云:“德不称其任,其祸必酷;能不称其位,其殃必大。”这是说若一个人的品德与职务不相称,或其才能与所任的职务不适应,只能殃其自身,甚至祸国殃民,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。因此,清代的康熙帝认为:“观人必先心术,次才学。心术不善,纵有才学何用?”主张“必才德兼优为准”。什么是“德”?他也提出了一个标准——“以公胜私”;唐太宗也有类似的主张:“须灭私徇公,坚走直道。”虽然他们说的“公”指的都是朝廷的利益,但实际上也是说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。

对于德与才之间的关系,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里指出:“才者德之资也,德者才之帅也。”德与才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。并进一步指出:“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,才德兼亡谓之愚人,德胜才谓之君子,才胜德谓之小人。”“自古昔以来,国之乱臣,家之败子,才有余而德不足,以至于颠覆者多矣。”他把人分成了四类:圣人、愚人、君子与小人,并用历史的教训告诫人们:自古以来,大到国家的乱臣贼子,小到家庭里的败家子,都是“才有余而德不足”的小人。

三、扬长避短,用人所长。知人之后如何任用?正确的用人原则就是用其所长。俗话说得好:“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”,“物无终废,人皆有才”。古人对于如何用人所长同样有许多精僻的论述。孔子说:“无求备于一人。”孔子论其弟子,总以其一长,断其有为。东方朔也有一句名言: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者无徒。”唐代的陆贽则说:“录长补短,则天下无不用之人;责短舍长,则天下无不弃之士。”开创辉煌盛世基业的唐太宗,在《帝范·审官》中更是精僻地指出:“明主之任人,如匠之制木,直者以为辕,曲者以为轮,长者以为栋梁,短者以为拱角,无曲直长短,各有所施。”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,任何一个人有其长,也必有其短,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人难觅,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。正如有高山也必有低谷一样,“峰谷并存”是人才的普遍规律。因此,在用人问题上最忌求全责备。宋代政治家王安石在《委任》中指出:“一人之身,才有长短,取其长则不问其短”,“薄于责人,而非匿其过;不苟于论人,而非求其全”。提倡因材施用,用人所长。清代诗人顾嗣协有一首《杂兴》诗,专门为用人所长云:“骏马能历险,力田不好牛。坚车能载重,渡河不如舟。舍长以求短,智者难为谋。生材贵适用,慎勿多苛求。”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的道理。

韩愈说:“大匠无弃材,寻尺各有施。”汉高祖刘邦让擅长运筹帷幄之中、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出谋划策;让深通带兵和指挥艺术的韩信统帅大军,以期收到战必胜、攻必克的奇效;让萧何在战时筹集军粮,保障军粮供应,建立汉朝后又让他任相国,制订法度,安抚百姓,让国家早日走上民富国强的道路。

四、任人之道,要在不疑。用人的另一个重要原则,就是“用人不疑”。宋代政治家欧阳修在其《论任人之体不可疑札子》中有句名言:“任人之道,要在不疑。宁可艰于择人,不可轻任而不信。”意思是讲在用人上一旦选准,就要信任他,放手使用他,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。

在用人不疑上,唐太宗可说是个典范。他有句名言:“为人君者,驱驾英才,推心待士。”所谓“推心待士”就是指对任用的人才要推心置腹,充分信任。他更是吸取了隋文帝用人“多疑”的教训,深感“傥君臣相疑,不能备尽肝膈,实为国说大害也。”于是他采取了“洞然不疑”的做法。武德年间,他收降了刘武周的大将尉迟敬德,不久,敬德手下的两个将领叛逃了。于是有人认为敬德必叛,力劝他杀掉敬德。他非但不杀,反而把尉迟敬德召入卧室,温语相慰,使之宽心,临别还赠送金宝。尉迟敬德被他的推心待士,赤诚相见所感动,发誓“以德报国”。后来,敬德果然为李唐王朝打天下,为秦王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玄武门之变,“昔仇”隋臣魏征成为阶下囚。唐太宗慕其才华出众,不报私仇,出以公心,反而日见亲重。初授谏议大夫,后擢侍中,不到七年时间,魏征由“仇虏”而至位极人臣,唐太宗对其的信任不亚于房、杜,如此“推心待士”,大度用人,这在古代的帝王中极为罕见。当然魏征也没有辜负太宗的厚望,频加忠谏,劝以从善,治国才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。难怪唐太宗在一次赏月夜宴中说出“我能弃怨用才,无羞古人”之语。公元634年魏征病死,太宗十分悲痛,说: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是非。魏征一死,我失去了一面镜子。”

五、严格考核,赏罚分明。考核是用人的又一个重要环节,没有严格考核,就难分贤愚优劣,也无法实施奖惩。《管子》中有一句名言:“成器不课不用,不试不藏。”意思是讲对于一个人才,不经过考核就不能任用,不经过试用就不能作为人才储备。对于具体的考核办法,《论语》中指出要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,《韩非子》中则认为“循名实而定是非,因参验而审言辞”。就是要遵循思想和实际是否一致来判断他们的“是”还是“非”;要在接触实际中,用比较、对照的方法来证实。判断一个人的才干,不能只看他的言谈辞令,更要看他的实际能力。

用人时还要注意,不能只有考核而没有奖惩。必须刚柔相济,恩威并用,宽猛互济,这是自古以来公认的管理原则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云:“道之以德,齐之致礼,有耻且格。”即主张道德感化和制度约束两手并用。道德感化、感情激励,是“柔”的一手;执行纪律、严格考核,是“刚”的一手。而要做到刚柔并济,就必须奖罚分明。韩非子主张:“诚有功,则虽疏贱必赏;诚有过,则虽近爱必诛。”诸葛亮对韩非子的论点在《便宜十六策·赏罚第十》中作了更具体的论述,“赏罚之政,谓赏善罚罪也。赏以兴功,罚以禁奸。赏不可不平,罚不可不均。赏赐知其所施,则勇士知其所死;刑罚知其所加,则邪恶知其所畏”。他的“挥泪斩马谡”便是实行这一原则的范例。诸葛亮与马谡义同兄弟,马谡也是一个智谋之臣。当诸葛亮命马谡镇守街亭,马谡却妄自尊大,刚愎自用,最后导致街亭失守和诸葛亮苦心经营的北伐失败。诸葛亮为了严肃军纪,下令将其斩首示众。马谡死后,诸葛亮大哭不已,亲自临祭;又将马谡家小加以抚恤,按月给与禄米;并上表后主自贬三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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